今年早些时候，摩根大通宣布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将于年内荣休，并任命了两位老将出任联席首席执行官。
作为在华展业的最大美资金融集团之一，摩根大通的动向受到关注，该机构此前已全资控股四个在华法人主体（证券、期货、资管和银行）。今年早些时候，摩根大通宣布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将于年内荣休，并任命了两位老将出任联席首席执行官，这也引发了行业的关注。
在新的领导班子下，这家美资金融巨头将如何校准中国战略？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外资的决策？在刚刚结束的摩根大通全球中国峰会期间，摩根大通中国区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妍妮、何耀东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探讨了未来的中国战略布局以及国际投资者当下对中国经济、资本市场的看法。
把握中国企业全球化机遇
何耀东供职摩根大通19年，此后仍将兼任亚太区首席财务官的职务，他早在十年多前就开始参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业务发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提升，中国在亚太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球化趋势仍将加速，这将是摩根大通的机遇。数据显示，尽管境内外IPO活动放缓，但摩根大通的中国企业银行业务板块（包括支付、外汇/利率风险管理等）的营收和业务规模继续攀升。
陈妍妮则于2020年加入摩根大通，任亚太区房地产投资银行部主管，后兼任亚太区消费与零售业投资银行部主管。此前她深耕资本市场近20年，在房地产行业有丰富经验，加入摩根大通后主导了包括万达商管引资、富力地产重组等一系列标杆性交易。在她看来，“新国九条”的影响是积极的，建立一个保护投资人权益的公平市场环境、完善上市和退市机制是必要的，且未来投行的业务也不仅局限于IPO，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并购等业务的重要性将继续提升。
早年，在华外资商业银行的主业是服务在华展业的全球跨国企业，而外资投行则助力中国企业跨境上市融资。从早年的国企跨境上市到2010年之后的民企上市，都有美资投行的身影。如今，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步伐，外资投行的业务重点亦有了变化。
何耀东认为，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势不可挡，拓展第二增长曲线是关键的驱动力之一，越南、新加坡、中东、欧美等地成了最受关注的目的地，中国的电商、电动车、光伏、消费品等行业诞生了诸多成功出海的案例。同时，随着美国、日本股市走俏，以及全球资产配置需求升温，境内投资者也对海外的投资机遇更感兴趣。
在这一背景下，相比在中国与本地同行竞争，国际投行似乎获得了一条差异化竞争的通路，桥梁作用凸显。“服务跨国企业、协助企业开拓国际业务是我们的看家本领。”陈妍妮对记者表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给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在她看来，中国企业出海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可以总结为“三个多”——多战略、多路径和多行业的出海。所谓“多战略”，即以前中国企业都是将产品出口，或采用找资源、买技术的出海模式，但现在企业更加重视自己的品牌建设和价值创造，这就需要企业有技术、能创新、有本地化的运营；“多路径”则是指中国企业以前出海更多是找渠道或分销商卖产品，但今天则需要在当地建立独特的商业模式，这就需要通过并购、合资、投资自建或与供应商合作等方式，实现多渠道的全球化布局；“多行业”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无论是奶茶、电池、汽车、短视频、医疗、云计算，都有突出的出海案例。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20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的直投中，非国有企业在存量中的占有率从19%提升到54%，民企已经成为出海的生力军。
“我们能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这些企业出海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利率、汇率的波动，文化的差异等，企业也需要寻找并购机会以及当地战略伙伴。摩根大通在全球各国、各地区都有布局，可以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陈妍妮称。
例如，始祖鸟母公司亚玛芬体育（Amer Sports）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前，已归于安踏旗下。在中国市场，安踏在营收上超越耐克，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大运动品牌。亚玛芬早年就是摩根大通的客户，从安踏当年私有化亚玛芬的并购融资到后续亚玛芬上市，以及再融资优化资本结构，“整个流程我们都参与其中，这也代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种模式。我们希望作为中企业的的全球合作伙伴，一路陪伴企业的成长。”
事实上，中国企业出海的业务也为外资金融机构的营收增长作出了贡献。何耀东对记者提及，“在银行业务方面，我们的环球企业支付部每天在中国协助跨境电商客户完成跨境支付的交易量相比去年大了很多，也看到客户需求发生了很大改变，比如风险管理（包括外汇和利率风险）成为关键需求之一。同时，如何实现公司资产价值的提升亦至关重要，这则是投行业务的机遇，怎么帮助客户把股本融资结构做得更好，提升对股东的回报，则是投行需要协助企业完成的任务。”
“新国九条”下投行业务思路革新
外资银行在境外开展业务具有天然优势，但在中国本土展业却面临激烈的竞争。2023年，摩根大通证券（中国）营业收入7.58亿元，净利润1.19亿元，2022年净利润也为2.63亿元。
陈妍妮介绍称，作为一家成立4年多的年轻公司，证券业务从开业后第二年就开始盈利，保持了3年，这对外资而言实属不易，也体现了外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附加值。在投行业务方面，IPO、增发等都有项目落地；在经纪业务上，公募基金、主权基金、私募基金等机构客户稳步上升，摩根大通证券银城中路营业部已跻身龙虎榜全国百强，目前位列第19位；市场对外资投行的全球研报、海外投资通道需求也与日俱增，摩根大通证券去年的研报数量增幅达17%，而且在港股通项下，已可向境内投资人转发报告。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众多根基深厚的海外金融机构仍坚定选择布局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布局境内外投资的潜在诉求也决定了头部外资的附加值。
近期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也是外资关注的焦点，这将改变内地投行业务生态。
国务院4月中旬发布的“新国九条”包括推动提高股息率、加强投资者保护、严把公司上市准入以及改善退市制度。中国今年第一季度IPO下滑65%。在证监会承诺提高新上市公司质量和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的背景下，这一趋势今年或将持续。
不过，何耀东表示，“此前摩根大通的内外部合规管理就颇为严格，我们的业务需要符合所有所运营市场的监管要求，而且对客户的挑选标准非常严格（公司质地、治理水平等），因此在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反而更具有韧性。”此外，他认为，不仅中国的IPO市场面临挑战，美国等海外市场亦可能因为高利率环境而导致交易暂时放缓。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成熟市场里，IPO只是一种投资机构退出渠道之一。陈妍妮称，“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例如未来并购业务可能会持续增长。”在她看来这种发展趋势有两大原因。“首先，行业整合仍是大趋势，当前每一个行业都很“卷”，整合才有生存空间，而并购和投资活动则是驱动力；此外，现在每个行业都需要展现更高的附加值，因为IPO也需要有足够大的规模，部分小企业并不一定能够长期独立生存或进行IPO。如今，市场更关注股票的流动性，对于没有流动性的IPO，哪怕股东有朝一日要退出或要做杠杆，也很难执行。”
在这一背景下，未来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认清何种企业以及何种阶段的企业适合IPO。同时，未来的并购活动会增加，但并购可能并不限于互相收购，也可能是合并、共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在这一进程中，战略资本、财务资本等不同种类的资本对公司也将带来不同的价值。
地产仍是中国经济复苏关键之一
当前，中国正在推出大力度的地产和经济刺激措施，外资开始回流中国内地和离岸股市，香港恒生指数近期累计涨幅接近25%，进入技术性牛市。国际投资者如何评估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股市的涨势是否能持续？
何耀东对记者表示，可以观察到香港股市有对冲基金买入，在恒生指数反弹之后并没有出现大幅获利了结的情况，可见资金仍有意愿停留下来。不过，过去两年，由于港股流动性较弱、利率高企，外加欧、美、日股市表现更为亮眼，因此长线资金此前对中国股市处于大幅低配的状态。目前，如大学捐赠基金、主权基金等长线海外资金仍处于观望态势，但如果经济复苏势头可以维持，不排除资金会逐渐增配。
下一步，中国楼市能否企稳对于经济而言至关重要。摩根大通研究团队提及，保交楼和去库存的政策方向正确，通过再贷款支持地方政府购买未售住房，将存量商品住房转为保障房和租赁房，具备多重积极效果。不过，虽然政策力度加大，但对房地产需求的恢复需持谨慎态度。总体来看，摩根大通认为，虽然4月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但在近期政策调整后，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数据会好转，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5.2%。
未来，房企的重组也将备受关注。今年4月初，摩根大通利用创新方案完成了富力地产3笔总计57亿美元的同意征求，保全了伦敦项目得以不被贷款方接管，并有效降低了公司总体债务水平。
陈妍妮也对记者表示，早在几年前，摩根大通协助富力将物业业务出售与碧桂园服务，避免了违约。事实上，2022年底，摩根大通在短短几周内帮助房企连续做了七宗港股配股，可见房企希望自救并补充流动性，尽力降低债务负担。
“所以资本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朋友。现在的公募REITs市场若能发展起来，也能帮助解决很多问题。”在她看来，今后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能够打开，企业则有望降杠杆，持续的政策支持也有助于企业更有信心和决心采取各种措施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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