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以数字经济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与未知性

　　4月2日，由和讯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新经济公开课》系列论坛在北京举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论坛中表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包括成本提高、地缘政治冲突、人口老龄化等，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向创新驱动，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总要素生产率非常关键，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会给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带来新的机会，但也存在一些值得认真突破的难题。

　　创新驱动的增长已经成为必选项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黄益平观察到，一些变化正在发生。

　　从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首先是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优势不再。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大概在200美元，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刷新至13000美元，意味着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成本水平也随之上升。

　　中国过去擅长的产品服装、旅游产品、低端制造业产品、电子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是很畅销的。但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消失，因为如果用当时200美元成本生产的产品，当时有竞争力，如果现在还在生产同样的产品，显然难有竞争力，市场空间很小。“对于我们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做出更好的产品，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黄益平认为。

　　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变化为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中国有人口红利，人口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能够快速发展，与人口结构的良性变化息息相关。

　　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在变，老龄化程度在加深，挑战很严重，正如日本的经济问题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劳动人口减少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连续的老龄化使日本劳动人口不断减少，成为经济停滞不前非常重要的压力。

　　以上两个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我国一直在提倡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想办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我们观察创新发展的重要指标。”

　　数字经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机会。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正在有效对冲劳动人口的减少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压力。有数据显示，中国机器人安装数量接近美洲和欧洲两倍。

　　“数字技术既能提高效率，也完全有可能减轻成本上升的压力。”黄益平强调。

　　数字经济正迎来向纵深发展的机遇期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日趋复杂和多变，合作与竞争并存。

　　在黄益平看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全世界来看是排在前列的，无论从总的市场规模还是独角兽数量，以及这些公司的市值、关键领域的推进，基本都跑在全球前面。

　　中国数字经济的强项是应用方面。电商、短视频和移动支付是闪光点，尤其在14亿人口国度中生根发芽，在市场上非常顺畅地推开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支点。但他也指出，在原创方面是稍显滞后的。

　　大科技信贷是黄益平非常关注的领域，大科技平台利用大数据和平台获客做信用风险评估，发放贷款，有效触达过去很多传统金融机构很难服务的客户，在普惠金融的服务上有很明显的改善，其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方向，是否还能更纵深一步，黄益平也提出了他的思考。在他看来，在智能投顾上，通过数字技术为一般的中层阶层提供类似于私人银行一样的投资理财管理服务，到目前为止来看，还不算成功。

　　由点及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上也需要进一步增强，解决融资难、投资难的问题。现在，一般的中小企业到银行借钱不太容易，而大科技信贷可以提供解决方案或解决思路。

　　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我国企业在数字经济中，在消费互联方面具有优势，但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真正成规模、有影响的企业还是太少，但很有潜力。“在数字经济发展好的国家，会涌现出世界级的国际大公司，这是我们需要赶超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下，需要高度重视在数字经济上与发达国家拉大差距，“我们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结果人家越跑越快，会造成很大的压力。”黄益平坦言。

　　在黄益平眼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提高总要素生产率，背后的关键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创新、企业创新、行业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等各个层面。

　　前路上的三个挑战

　　面向未来，数字经济还有三个挑战，或者说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提升技术原创能力。决定创新发展的的因素很多。以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教授对国家创新能力的研究显示，大概有两类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一是对创新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员、研发基金等，这方面中国发展得较好。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创新投入转化，这个转化效果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等。国家的开放度是另一个影响转化效果的重要变量。

　　因此，在推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推动总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保持一定高水平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今天的国际大背景下尤其重要，如果要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就同时需要保持开放。

　　第二个问题是监管如何与时俱进，恰到好处。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创新―监管―再创新”的过程，其背后是效率和安全两种价值的平衡。创新和监管不是“二选一”，而是缺一不可。追求效率，经济社会才有强劲的动力，安全有序，改革发展才有可靠的保障。

　　反观脱离监管谈创新，就会像疯长的野草，乱象丛生。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一直充满争议性。AI在给人类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衍生出很多潜在的问题、风险。在监管时要充分考虑权益保护的问题，如动用数据是否侵犯了隐私、算法的背后是否有不公平的机制，这都对监管提出了挑战。

　　这方面黄益平也深有体会。在他看来，监管是在创新活力和稳健性之间找平衡，但不同的国家之间所利用的技术不同，怎样相互合作，守住最后的底线，同时又给各个国家之间灵活度，是下一步监管需要充分考虑的课题。

　　第三个问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如何衡量数字经济的投入与产出比。一种技术是不是值得加大力度推广，投入产出比是经济学比较常用的工具。但对于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比，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广受认可的核算模式。比如很多新技术解放了大家的时间，比如外卖可以让我们减少用于做饭的时间，但节省下来的时间怎么估值？也许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就不好估量很多数字技术的经济学价值，在配置资源以促进增长时就会面临一些难题。